轉載自商業周刊 更新日期:2009/02/11 17:00 楊少強

 



金融海嘯過後,今年從美國、英國到澳洲,全球都在慶祝達爾文兩百週年,包括將在今秋上映、記錄達爾文的電影「安妮的盒子」。兩百年後,重新看達爾文,生命適應複雜度的壯觀,一如地球上物種的多樣難測。達爾文不只是生物演化論的開創者,在多變的現代世界中,其學說的運用從分子生物到基因工程,他的思維也為歷史、哲學、心理學帶來深遠影響,一再演繹,兩百年後依然是顯學。 兩百年後重看達爾文,美國《新聞週刊》(Newsweek)說,「達爾文人格中最吸引人的面向,莫過於他的質疑精神(questioning spirit)。」達爾文曾說:「無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。只有無知者才會自信的斷言,科學永遠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」


金融風暴的奇襲,一如自然環境的殘酷,人原本就無所依,但越是這樣,「人更要掌握自己的生命,」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王道還說,生物在逆境中,必須靠彈性、變化才能生存下去。 對應達爾文一生,他勇於突破生命極限,自我探索、自我實踐,不受大時代環境設限,那股生之勇氣,更讓美國《新聞週刊》喻為當今最有價值的「自我錘鍊者(self-made men)」。


在西方文化上,人類的自尊曾經三次被貶低:首先,人類以為自己所處的地球是宇宙中心,但哥白尼讓人們了解,地球其實只是宇宙的邊緣;其次,人類以為自己是上帝按照其形象塑造出來的,但達爾文的出現讓人們發現,人類不過是猿猴演化後的產物,在神權時代,重新定義生物科學;第三,人類以為自己有理性,因此和動物不同,但佛洛伊德的出現,讓人們驚悟人類和動物沒什麼差別,都有普遍的非理性意識。這三個人類自尊遭貶低的革命中,以達爾文引起的爭議最大。如今距他首度發表演化概念的著作《物種原始論》(Origin of Species),雖已一百五十年,但他掀起的爭議仍未平息,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,篤信「上帝造人」的宗教信徒,仍拒絕接受達爾文的演化論。美國有些州還在爭論,要不要對中小學生傳授達爾文的學說。即使到今天,達爾文已去世百年,他掀起的「科學與宗教的戰爭」仍不斷上演。


當年達爾文,不畏被視為異教邪說,勇於脫離主流系統,追求真理,他所發現的想法,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,仍深具影響力。這樣的叛逆巨人,究竟是如何成長? 生於富裕家庭的小達爾文,幾乎在「跌破眾人眼鏡」中度過。達爾文八歲時被送到一間教會小學讀書,師長的評語是:「一個平庸的孩子,遠在普通的智力水準之下。」父親曾指責他:「你整天只知道打鳥、遛狗、抓昆蟲、捕老鼠,再這樣下去,我們家的臉都要被你丟光了!」他們家往來無白丁,母親雖早逝,但家族是生產英國皇家瓷器瑋緻活(Wedgwood)家族。達爾文父親送他到愛丁堡、到劍橋求學。要他當醫生,他不是那塊料;要他當牧師,他興趣索然。在被父親所逼、上劍橋大學學習神學時,達爾文無心於課業,卻熱中和同學拿著捕蟲網,提著酒精瓶,在沼澤、河邊、枯草、青苔,甚至垃圾中蒐尋稀奇的昆蟲品種,製成標本,分類蒐藏。在眾人眼中一無是處的達爾文,很幸運的,還有一個懂他的舅舅喬賽亞.瑋緻活(Josiah Wedgwood Ⅱ)。他支持達爾文朝自己興趣發展,並跟他說:「當你在描述一種蝴蝶、甚至一種苔蘚,都要像莎士比亞那樣用文字描繪世界、敘述歷史,打動人心。」


天擇造成的演化,是達爾文畢生研究的中心思想,它是一個關於地球上生物適應性、複雜性、多樣性的問題。也因為像莎士比亞一樣精準且觀察入微的描述世界,讓達爾文不但發現了物種的多樣性,也開啟了自己生命的多樣性。二十二歲的達爾文,有機會隨英國皇家海軍的貝格爾號軍艦(小獵犬號)環球航行,歷時五年。這趟航行,對達爾文來說是一場無止境的驚奇之旅,他穿越四百英里充滿敵意的印第安領土、爬過一座座沒有人跡的山嶺。在旅程中,他親眼見到大如蘋果的冰雹,射下展翅八英尺半的大鷹,更看過用腿跑而且會發聲的蝴蝶——「泉神飛蝶」,以及重如坦克車的巨形陸龜。


加拉巴哥群島是達爾文的關鍵一站,他花了五星期在這些小島探險,在那裡他開始懷疑,正統理論所稱的「物種不會變」是否正確?群島上有不少陸龜及雀鳥,在不同的島上,這些陸龜卻有不同的殼形,雀鳥的喙形狀也不太相同,他寫道:「我做夢也沒想到,僅僅相距五、六十英里的群島,這個島上幾乎可以清楚望見另一個島,它們都由相同的岩石構成,而且氣候相似,海拔高度也接近,但卻住著完全不同的生物。」生命的探索,常常來自於對生命的質疑。《懷疑論者》雜誌創辦人薛莫(Michael Shermer)說,「達爾文的人格特質,就是固執的質疑。他執著接受挑戰,直到解開秘密為止。」航行五年後,小獵犬號回到了英國。達爾文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形塑演化論的歷程。他五十歲時,《物種原始論》正式出版。為什麼要花二十年?


要人們相信不可思議的事情,「除了永無止境的探索,更要有紀律和勇敢推翻自己,」中研院院士曾志朗說。「我不會輕易的追隨別人的指導,堅定保持我的思想自由,一旦事實證明與這些假說不符時,就拋掉無論我多麼愛好的假說,」達爾文在其自傳裡說。達爾文做學問的態度是,一個人如果沒有特別而連續思考一個問題,他就不該對這個問題發表什麼東西。達爾文治學嚴謹,他勤於觀察和思考,從不匆匆忙忙的發表自己的成果。回英後,他曾經發信到各地向農畜戶求證,一再的求證,就是看家畜植物是否因人工方式而產生變異的問題。他也到動物園去觀察動物,並且向動物園管理員請教各種動物的習性。


一個半世紀過去,與生物學史上其他理論相較,達爾文不斷質疑的嚴謹精神,讓演化論,依然有效的解釋著各種不同的事實。《懷疑論者》雜誌創辦人薛莫說,質疑的價值,並不是「尋找,你就會有答案」;而是「尋找,並開放心胸,在正統與異端間尋找不可或缺的平衡」。 達爾文畢生從不厭倦學習、發問,他始終用開闊的胸襟看待世界,他從來不害怕去問「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?為什麼會這樣?」更重要的是,他保持廣泛的興趣,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不恥下問,嚴格自律打下基本功基礎。這些特質,都仍是現代人足以效法的典範。


※精彩全文,詳見《商業周刊網站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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