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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海嘯過後，今年從美國、英國到澳洲，全球都在慶祝達爾文兩百週年，包括將在今秋上映、記錄達爾文的電影「安妮的盒子」。兩百年後，重新看達爾文，生命適應複雜度的壯觀，一如地球上物種的多樣難測。達爾文不只是生物演化論的開創者，在多變的現代世界中，其學說的運用從分子生物到基因工程，他的思維也為歷史、哲學、心理學帶來深遠影響，一再演繹，兩百年後依然是顯學。 兩百年後重看達爾文，美國《新聞週刊》（Newsweek）說，「達爾文人格中最吸引人的面向，莫過於他的質疑精神（questioning spirit）。」達爾文曾說：「無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。只有無知者才會自信的斷言，科學永遠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」

金融風暴的奇襲，一如自然環境的殘酷，人原本就無所依，但越是這樣，「人更要掌握自己的生命，」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王道還說，生物在逆境中，必須靠彈性、變化才能生存下去。 對應達爾文一生，他勇於突破生命極限，自我探索、自我實踐，不受大時代環境設限，那股生之勇氣，更讓美國《新聞週刊》喻為當今最有價值的「自我錘鍊者（self-made men）」。

在西方文化上，人類的自尊曾經三次被貶低：首先，人類以為自己所處的地球是宇宙中心，但哥白尼讓人們了解，地球其實只是宇宙的邊緣；其次，人類以為自己是上帝按照其形象塑造出來的，但達爾文的出現讓人們發現，人類不過是猿猴演化後的產物，在神權時代，重新定義生物科學；第三，人類以為自己有理性，因此和動物不同，但佛洛伊德的出現，讓人們驚悟人類和動物沒什麼差別，都有普遍的非理性意識。這三個人類自尊遭貶低的革命中，以達爾文引起的爭議最大。如今距他首度發表演化概念的著作《物種原始論》（Origin of Species），雖已一百五十年，但他掀起的爭議仍未平息，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篤信「上帝造人」的宗教信徒，仍拒絕接受達爾文的演化論。美國有些州還在爭論，要不要對中小學生傳授達爾文的學說。即使到今天，達爾文已去世百年，他掀起的「科學與宗教的戰爭」仍不斷上演。

當年達爾文，不畏被視為異教邪說，勇於脫離主流系統，追求真理，他所發現的想法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仍深具影響力。這樣的叛逆巨人，究竟是如何成長？ 生於富裕家庭的小達爾文，幾乎在「跌破眾人眼鏡」中度過。達爾文八歲時被送到一間教會小學讀書，師長的評語是：「一個平庸的孩子，遠在普通的智力水準之下。」父親曾指責他：「你整天只知道打鳥、遛狗、抓昆蟲、捕老鼠，再這樣下去，我們家的臉都要被你丟光了！」他們家往來無白丁，母親雖早逝，但家族是生產英國皇家瓷器瑋緻活（Wedgwood）家族。達爾文父親送他到愛丁堡、到劍橋求學。要他當醫生，他不是那塊料；要他當牧師，他興趣索然。在被父親所逼、上劍橋大學學習神學時，達爾文無心於課業，卻熱中和同學拿著捕蟲網，提著酒精瓶，在沼澤、河邊、枯草、青苔，甚至垃圾中蒐尋稀奇的昆蟲品種，製成標本，分類蒐藏。在眾人眼中一無是處的達爾文，很幸運的，還有一個懂他的舅舅喬賽亞．瑋緻活（Josiah Wedgwood Ⅱ）。他支持達爾文朝自己興趣發展，並跟他說：「當你在描述一種蝴蝶、甚至一種苔蘚，都要像莎士比亞那樣用文字描繪世界、敘述歷史，打動人心。」

天擇造成的演化，是達爾文畢生研究的中心思想，它是一個關於地球上生物適應性、複雜性、多樣性的問題。也因為像莎士比亞一樣精準且觀察入微的描述世界，讓達爾文不但發現了物種的多樣性，也開啟了自己生命的多樣性。二十二歲的達爾文，有機會隨英國皇家海軍的貝格爾號軍艦（小獵犬號）環球航行，歷時五年。這趟航行，對達爾文來說是一場無止境的驚奇之旅，他穿越四百英里充滿敵意的印第安領土、爬過一座座沒有人跡的山嶺。在旅程中，他親眼見到大如蘋果的冰雹，射下展翅八英尺半的大鷹，更看過用腿跑而且會發聲的蝴蝶——「泉神飛蝶」，以及重如坦克車的巨形陸龜。

加拉巴哥群島是達爾文的關鍵一站，他花了五星期在這些小島探險，在那裡他開始懷疑，正統理論所稱的「物種不會變」是否正確？群島上有不少陸龜及雀鳥，在不同的島上，這些陸龜卻有不同的殼形，雀鳥的喙形狀也不太相同，他寫道：「我做夢也沒想到，僅僅相距五、六十英里的群島，這個島上幾乎可以清楚望見另一個島，它們都由相同的岩石構成，而且氣候相似，海拔高度也接近，但卻住著完全不同的生物。」生命的探索，常常來自於對生命的質疑。《懷疑論者》雜誌創辦人薛莫（Michael Shermer）說，「達爾文的人格特質，就是固執的質疑。他執著接受挑戰，直到解開秘密為止。」航行五年後，小獵犬號回到了英國。達爾文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形塑演化論的歷程。他五十歲時，《物種原始論》正式出版。為什麼要花二十年？

要人們相信不可思議的事情，「除了永無止境的探索，更要有紀律和勇敢推翻自己，」中研院院士曾志朗說。「我不會輕易的追隨別人的指導，堅定保持我的思想自由，一旦事實證明與這些假說不符時，就拋掉無論我多麼愛好的假說，」達爾文在其自傳裡說。達爾文做學問的態度是，一個人如果沒有特別而連續思考一個問題，他就不該對這個問題發表什麼東西。達爾文治學嚴謹，他勤於觀察和思考，從不匆匆忙忙的發表自己的成果。回英後，他曾經發信到各地向農畜戶求證，一再的求證，就是看家畜植物是否因人工方式而產生變異的問題。他也到動物園去觀察動物，並且向動物園管理員請教各種動物的習性。

一個半世紀過去，與生物學史上其他理論相較，達爾文不斷質疑的嚴謹精神，讓演化論，依然有效的解釋著各種不同的事實。《懷疑論者》雜誌創辦人薛莫說，質疑的價值，並不是「尋找，你就會有答案」；而是「尋找，並開放心胸，在正統與異端間尋找不可或缺的平衡」。 達爾文畢生從不厭倦學習、發問，他始終用開闊的胸襟看待世界，他從來不害怕去問「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？為什麼會這樣？」更重要的是，他保持廣泛的興趣，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不恥下問，嚴格自律打下基本功基礎。這些特質，都仍是現代人足以效法的典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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