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，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「出走」，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、太熟悉了，就失去他的敏銳度，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，所以需要出走。我在七O年代在歐洲讀書，那時候我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，老師問我，「你有沒有去過義大利？」我說還沒有，他說，「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，熱淚盈眶，你怎麼敢寫他？」
後來我在義大利跑了一個月。身上就是一個背包，兩件襯衫。我也曾經睡火車站，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裡面。他們問我，「你怎麼沒帶報紙？要鋪報紙的。」他們就分給我。早上五點，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，噹，噹，噹，敲著桶子，叫醒大家，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，火車站要營運了。 不要問該準備什麼？先問你愛什麼？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。
我在翡冷翠（編按：義大利佛羅倫斯）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，帶個氈呢帽，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，就到歐洲來旅行，花完了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，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。我那時候感觸很深，不同的文化，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，他們將來長大以後，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。 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，「今宵酒醒何處？」中國文化裡面本來有這個東西，可是這個文化老了，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。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，生命力消失了。
我希望壯遊，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，打出一片天，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，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，很多人要去歐洲，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，就會來問我：「我要去歐洲，要準備什麼？」我就會反問他，「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麼？」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麼、意志力很強的時候，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。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，他們的信用卡、語文，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台灣商人好，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，因為他們的安全感。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，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。
其實壯遊有一部分，是先走出去再說，我常常跟朋友說，《西遊記》孫悟空那麼厲害，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，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？為什麼是唐三藏取經？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，而唐三藏有動機，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，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。沒有動機，根本就沒有出發點，連起跑點都沒有，只要有動機，都很棒。最怕的是無所愛。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，我會問他，「你愛什麼？」如果喜歡搖滾，要去玩重金屬，想要跟樂團，我都覺得很好。
此外，「壯遊」的「壯」字，不只是炫耀。「壯」這個字，包含了一個深刻的，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。旅遊是很大的反省，是用異文化，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。比較裡面，才瞭解文化的不同，沒有優劣。就像寫《裨海紀遊》（編按：清朝康熙年間記錄台灣山川風物之著作）的郁永河，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，下雨他們就在淋雨。他就問：「為什麼不讓他們在屋簷下躲雨？」翻譯官就告訴他，「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，他們是不怕淋雨的。」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，「亦人也。」所有好的旅遊書，都會有這個觀點。
著有《真臘風土記》、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，所以他南下的時候，受不了天氣。他不瞭解當地人怎麼每天洗好多次澡。一年之後，他變了。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，當時元朝那麼偉大，但他後來說，真臘（編按：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），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，可是禮儀這麼嚴整，「不可輕視也。」我覺得，人不可能沒有主觀，可是慢慢在旅遊裡面，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，才是好的旅遊。
不只向外觀察，而是向內反省，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，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。現在資訊真的很發達，在出發以前，做一些準備的工作。第二個，到現場之後，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。我帶朋友去吳哥窟，我會說，「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。」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，真的什麼都沒有。我們叫做「家徒四壁」，他們連壁都沒有。我在台灣，老覺得我還缺什麼。到那裡，我第一次想：「我在台北家有什麼。」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。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裡回來，脫光光的在河裡、蓮花當中，彼此潑水、唱歌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。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。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穫。
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，因為只要一對比，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。旅遊不只是看，更是找到自己內在，最美的東西。外在的風景，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。所以壯遊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，而是向內的反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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