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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石萬壽《臺南府城的城防》

臺南市俗稱「府城」，是全臺歷史最悠久的城市，據推測，早在隋朝時代，可能就已經有簡單的聚落群存在了。三百多年以前，臺南府城曾是平埔族西拉雅系赤崁社、臺窩灣社的逐鹿之地，歷經荷據、鄭治、清領等時期，這裡一直是統理臺灣的總樞紐；日治、戰後等時期至今，雖然府城政經中心的地位早已轉移，但幾百年來的滄海桑田，這個古老的都會不僅是一般華人城市興衰的典型，也足可做為臺灣開發史的縮影，其豐富的文化風貌及獨特的人文色彩，莫不教人驚豔不已、玩味再三。在多樣的文化內涵中，「聯境」制度無疑是獨步全臺的特色之一。「境」是指土地的疆界，在臺南府城則以廟宇的信仰轄域做為「境」的範圍；而「聯境」就是由若干個「境」所結合成的組織系統，其最原始的目的是為了團結民間的力量，維護地方的安全。

鄭氏來臺之後，祖孫三代積極從事各項建設，建立反清復明的基地，由於執法嚴峻，賊盜不興，而且住在這兒的漢人，多半是追隨鄭成功而來的明室遺民，不易背叛，加諸實施兵農合一的政策，人民在農閒之餘訓軍練武，有足夠的自衛能力，尤其府城一地更是精銳重兵所在，因此，這一個時期的地方治安十分良好。

康熙廿二年（西元一六八三年）鄭克塽降清，清政府終於將臺灣收入版圖。然而滿清奪佔臺灣的目的，只是要把鄭氏一脈的反清勢力剷除，並非有心經營，即使首善之區的府城也不例外，在明鄭覆滅之後到乾隆末葉期間，府城地區非但沒有鞏固的城壘可禦守，也沒有充足的兵力以駐防，治安問題因此日益嚴重。康熙六十年（西元一七二一年）的朱一貴事件、雍正十年（西元一七三一年）的鳳山民事件、乾隆卅五年（西元一七七Ｏ年）的黃教事件、乾隆五十一年（西元一七八六年）的林爽文事件，無不直接威脅著府城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，更暴露了屯軍兵力捉襟見肘的窘境，終於在嘉慶以後，境、聯境（市民聯防制度）與義民旗（民間團練）逐漸取代綠營、八旗而肩負起戍衛府城的重任。

府城的「境」，應該起始於林爽文事件，嘉慶年間逐漸成熟；道光年間清廷在臺實施「清莊連甲」政策，可視為「聯境」制度的開端；到了鴉片戰爭時，由於府城的營兵、義勇被全數帶走，致使城防空虛，於是各街境依地理環境、境民之間的情感及利害關係，劃分出城內五段、西城外三段等十個大小不同的聯境來，成為後來府城城防的主力，這種情形持續到光緒廿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）甲午戰後，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止。日治以後，聯境制度雖然已經失去原有的功能，不過一直到今天，六合境、八協境、三協境等名稱仍鮮活的跳躍在府城民眾的生活習慣中，尤其在寺廟文物及迎神賽會裡更是經常可見。畢竟，那些名字有著濃醇的歷史情感在裡頭。

漢人通俗信仰是多神的（Polytheism），祀有天神、地祇、人神、職業神、家族神、地區神、或佛陀、菩薩、羅漢等外來神、甚至動植物、石頭；其名稱繁多；而等級不一，有至尊至上的玉皇上帝，也有孤魂野鬼的有應公。府城有俗稱七寺八廟。開元、法華、竹溪、彌陀、龍山、重慶、黃孽七寺及大媽祖廟、祀典武廟、府學文廟、府城隍廟、風神廟、藥王廟、大上帝廟（北極殿）、水仙宮等（八廟說法不一，也有列龍王廟、馬公廟等者）是規模極大者。如果把大小合算，同治年間府城寺廟遠超一百座。廟有公廟（如文廟、府縣城隍廟、大天后宮等），有私廟，也有境廟。境廟是由境居民支持的，轄區大者十餘街，小者一、二街。有時有屬廟，稱角頭廟。到寺廟信徒來祭祀、發願、祈安、濟難、鎮疾、求醫、撫冥、卜命，更借慶典等活動。民眾相聚聯誼，自然成為生活的中心。

鴉片戰爭爆發後，巡道姚瑩、總兵達洪河，有感於防務單薄，遂將城內各街分72境，責成紳士舖民各募壯勇2、3、4十名等，授以器械，分段協守。道光22年（1842年)`姚瑩奏已有82境。這些境很自然地各以寺廟為單位。咸豐3年（1853年）府城成立團練總局，惟無事則仍由廟境壯丁負責巡查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戴潮春之役起，營兵義勇盡出，署巡道洪毓琛乃更進一步策聯境加強地方治安。  所成立的10個聯境（括弧內指境主廟）：有二十一境（大上帝廟），十八境（縣城隍廟）、八協境（大人廟）、六合境（開山王廟）、八吉境（總趕宮）、六興境（開山宮）、六和境（祀典武廟）、四安境（良皇宮）、三協境（風神廟）及七合境（集福宮）。各聯境有成員，並定防守城門及境域。有意進一步者可就讀石萬壽撰「台南府城的城防」、「台南市宗教誌」、「寺廟與都市發展」等文。這些境廟加上三郊管理的大天后宮、水仙宮、海安宮等。不僅是信仰中心。也是民防中心，綠營反而成為尸位素餐的單位。同治5年閩浙總督左宗棠正下令設置保甲局時，局也多在聯境各段簽首主廟成立；維持地方治安的大權，至甲午戰爭後、乙未日本領台止完全落在聯境肩上。